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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義勇爲統一榮譽體系亟待構建 公众认知仍存差异

2019年09月11日 02:26 來源:法制日報 參與互動 

  公衆關于見義勇爲認知與地方立法存在分歧

  見義勇爲統一榮譽體系亟待構建

  □ 本报记者 陈磊

  回想起今年春天在商場裏的一次救人經曆,北京醫生徐峰笑稱自己很“魯莽”,並不覺得是在見義勇爲。

  實際上,在全國一些地方,醫務人員遇到突發疾病群衆並進行救治,可獲見義勇爲表彰。

  在这背后,是社會公众对见义勇为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支振锋带领见义勇为研究课题组面向社會公众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对于医生在非工作场所抢救突发疾病群众,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不属于见义勇为,有不到60%的受访者认为属于见义勇为。

  在支振锋看来,科学、规范、高效的见义勇为全国统一认定制度以及权威、规范的見義勇爲統一榮譽體系亟待構建。

  公衆認知存差異

  內涵界定須科學

  今年春節後的一個周末,徐峰帶母親、女兒去家附近一家商場玩。3個人正在閑逛時,徐峰突然聽到商場廣播裏說有一位顧客暈倒,希望有醫生協助急救,救護車過一會兒才能到。徐峰猶豫了一下,告訴母親照顧好孩子,她去救人。

  “我赶过去一看,一位中年妇女躺在地上,两眼紧闭,面色苍白。我说‘我是医生’,然后蹲在病人旁边,翻看她的眼睛、摸她的脉象,初步判断可能是低血糖造成的,问题不大。”徐峰向《法制日報》记者回忆。

  她診斷之後站起身,讓旁邊的商場工作人員找來一塊糖和溫開水送進病人嘴裏,再在病人身上進行推拿按摩。不一會兒,病人蘇醒過來,救護車也隨即趕到。

  “其實我隨身帶有銀針,但我擔心紮針出現意外,只能用最安全的推拿進行治療。”徐峰說,“我當時想著自己是醫生,應該救她,不過後來看到‘女醫生高鐵救人被索要醫師證’的消息後,覺得自己有些魯莽。”

  徐峰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國內有些省份可以获得见义勇为表彰。

  例如,2018年12月底,山東省東營市一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主管護士杜梅英路遇因觸電昏迷的男童並積極實施救治,獲評“東營市2018年度見義勇爲先進分子”。

  這種實際情況和支振鋒等人對3500份問卷調查分析的結果相吻合。

  支振锋告诉《法制日報》记者,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见义勇为”的界定与地方性立法所确立的标准既有一致,也存在差异。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于“群衆發現犯罪行爲後,上前制止”“群衆在自然災害或人爲事故中搶險救災”“群衆協助經常破案和抓捕犯罪嫌疑人”3種各地認定標准中列舉的典型做法,受訪者高比例認同,分別達到82.1%、79.1%、74.6%。

  公衆認知和地方認定標准之間的分歧也不小。

  例如,大部分受訪者將“親屬關系”排除出見義勇爲的主體資格。問卷調查顯示,有近6成受訪者認爲“老忘從河裏救出失足落水的25歲外甥”不屬于見義勇爲。但在各地認定標准中,“親屬關系”無論親疏程度,並不一定被明文排除。

  還有不少受訪者並未排除有約定義務人員被認定爲見義勇爲的資格。有近6成受訪者認爲“小區保安協助業主追趕持刀小偷、與小偷搏鬥”屬于見義勇爲,但實踐中,有部分省份並不會向有約定義務的人員授予見義勇爲稱號。

  “有關方面將來在制定新時代見義勇爲工作方案時,需要反思見義勇爲的內涵,充分重視公衆的認知情況。”支振鋒認爲,對于有親屬關系、法定義務或者約定義務的人員是否能夠認定爲見義勇爲,應給出一個更科學、權威的說法。

  社會风气不理想

  公衆安全感欠佳

  人们对社會见义勇为风气的直接感知是了解见义勇为社會风气的重要维度。为此,支振锋等人以问卷形式向受访者提问,让受访者选择自己认为最符合实际的现状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当前社會见义勇为的氛围整体上不够满意。

  对于“您认为当前社會见义勇为氛围如何”这样的问题,有42.3%的受访者认为“社會上见义勇为积极性不高,情况不容乐观”,有18.2%的受访者认为社會上“英雄流血又流泪,大部分人不会见义勇为”,有10.3%的受访者称“说不清”。

  支振锋等人分析数据发现,综合来看,对当前社會上见义勇为风气不满意的受访者占受访者总体的多数,合计为70.8%。

  见义勇为意愿比例往往可以反映当有人在社會上遇到险情时,身边的普通民众中有多大可能会出手相助。

  調查結果顯示,在遇到需要見義勇爲的險情時,有57.7%的受訪者稱肯定會想辦法出手幫助,有40.9%的受訪者稱“看情況”再決定是否施以援手。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见义勇为研究课题组成员李家琛解释说,这说明见义勇为的社會可期待率不够高,见义勇为的社會风气并不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看情况’群体反映出全社會可能有大量的人属于‘摇摆群体’,这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见义勇为工作十分必要且值得期待。”李家琛对《法制日報》记者说。

  與此相關的是,當受訪者身處險境時,對他人救助自己的信任程度如何呢?調研組區分了兩種基本險情,一是犯罪型險情,一是意外型險情。

  當受訪者被問及“遭遇到被搶劫、被偷等危險時,您覺得路人出手相助的可能性如何”,有54.7%的受訪者認爲自己會有較大可能獲得他人的幫助,有23.3%的受訪者認爲路人不會出手相助,22%的受訪者稱“說不清”。

  當假設受訪者遇到車禍、地震等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時,有76.1%的人認爲自己會有較大可能獲得他人的幫助,10%的受訪者認爲路人不會出手相助。

  支振锋说,上述几组数据相互印证,都说明当前见义勇为的社會风气不理想,但有较大的争取和改进空间。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受访者倾向于认为,危险程度越高,自己获得他人帮助的可能性越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成员的安全感不佳。”支振锋说。

  表彰保障力度淺

  申報流程太繁瑣

  公衆對國家鼓勵和保障見義勇爲工作的看法是發現見義勇爲工作問題的重要視角。

  就當前國家對見義勇爲人員的表彰和保障程度來看,公衆認爲國家表彰和保障見義勇爲人員的力度不夠。有超過4成的受訪者認爲表彰和保障力度不夠,接近3成的受訪者認爲表彰的保障力度一般,而認爲表彰和保障程度充分的僅占受訪者總體的不到兩成。

  在申報見義勇爲獎勵和保障的人員中,有49.3%的受訪者對所獲得的獎勵和保障表示滿意,有50.7%的受訪者並不滿意當前的獎勵和保障措施。

  在這部分不滿意的受訪者中,認爲“獎金太少”的占比接近兩成,認爲“保障力度不夠”的占比接近3成,認爲“保障連續性不夠,沒有真正解決家庭困難”的占比有兩成多。

  另一方面,曾申請過見義勇爲行爲認定的受訪者還對當前的見義勇爲申報制度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其中,對于申報確認工作中的流程問題,有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表達了看法,具體包括認爲操作流程指導不明確(占比49.3%),過程複雜繁瑣冗長(占比26%),有的證明材料無法提供給約29.3%的受訪者帶來困擾。

  對于問卷調查反映出來的問題,支振鋒建議,亟需構建科學、規範、高效的見義勇爲全國統一認定制度,構建權威、規範的見義勇爲統一榮譽體系,以制度保障弘揚見義勇爲精神,切實改進新時代見義勇爲評選表彰工作,大力加強見義勇爲人員及家屬權益保障工作。

【編輯:于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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